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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的圣旨为什么像村干部讲话

2017-12-11 13:11 来源:网络整理 

原标题:朱元璋的圣旨为什么像村干部讲话

如今天下太平了也,止(只)是户口不明白俚……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,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,比着的便是好百姓,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……

洪武三年(1371 年)朱元璋下诏清查户口

这段通俗且有些粗糙的文字,出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诏书,与传统中国皇帝工整、典雅的文言文诏书差别巨大。即使在文言衰落的当代,朱元璋都因为诏书过于通俗而不时遭到网民耻笑。

在很多人看来,这似乎并不难解释:朱元璋出身贫寒,做过和尚、乞丐,这种用大白话写成的诏书,正好符合他的老粗底色。

然而这种说法明显不合情理,身为皇帝的朱元璋,不可能找不到文人打理文字工作。他以白话发布诏书,显然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。

第一次白话文运动

明初皇帝中,并非只有朱元璋文风粗糙,他的儿子朱棣也有粗浅直白的文字作品传世,如他的永乐二年诏:“奉天承运皇帝制曰:俺汉人地面西边,西手里草地西番各族头目,与俺每好生磨道……”

朱棣:“……本族西番听管领着。若有不听管属的,将大法度治他,尔兵曹如敕毋怠。”

朱氏父子的大白话,与他们个人的教育水平并无关系。

传统中国历来重视词章雅驯,诏书的写作早已被纳入官僚制度,通常在皇帝提出旨意后,由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等饱学之士兼高级文臣拟定成典雅的文言文。

明朝开国后,皇帝也不缺人润色文字,有宋濂、解缙等词臣为朱氏父子服务,都以辞章华美优雅而享誉文坛。 

上官婉儿、元稹、白居易、王安石、苏轼都曾担任词臣

而且,朱元璋的诏书虽然浅白,但也不像后世张献忠“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,你强要往汉中去”、动辄出现生殖器粗口的圣旨那样不堪入目。

朱元璋也并非标新立异的皇帝,即使有所创举,也尽力从前朝发掘先例,甚至不惜附会。如废除宰相后,就依照《周礼》实施春官夏官,还在《道德经》中寻找严刑峻法的依据。他登记时祭告天地的礼仪,也是由投降明朝的元朝大臣参考宋元两代先例制定的。

大白话诏书也并非例外,它其实是继承自前朝蒙元的一项制度创新。

蒙古人征服中原后,由于统治阶层的成员多不通汉语,语言文字政策自然以蒙古语文为先。

至元六年(公元1269 年)二月,朝廷下旨:“凡有玺书颁降,并用蒙古新字。”强调用国师八思巴创制的八思巴蒙古字“译写一切文字”。

然而,直接用蒙古语治理广阔的汉地,难免困难重重,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翻译员。在汉语文献里,这些人被称为“舌人”或“通事”,蒙古语称“怯里马赤”。用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词来说,就是“翻译官”。

忽必烈初入中原,即在宣政院、宣徽院、中政院、储政院等机构设置怯里马赤,此后朝廷中枢机构、省路地方机关都设有通事翻译。

这些“通事”往往汉语素养有限,整体教育水平也不太高,难以深入学习文言文,只得采用简明易懂的早期白话,这样就形成了“白话讲章”、“白话公牍”。这种背景下,整个蒙元时期,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。

到后来,为了让皇帝能够听懂自己的意思,不少高级文臣和饱学大儒主动放下身段,舍弃了典雅的文言文,用上了大白话。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吴澄给蒙古皇帝讲《资治通鉴》时所写的《经筵讲义》,使用的便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。白话文地位之高,甚至超过民国。

马英九回信

朱元璋在青少年时代,见识到的中央朝廷的恩泽,恐怕均由这种文字承载。

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想象不同,朱元璋等明朝开国君臣,对蒙元王朝并无太多恶感,甚至常怀感念之情。朱元璋自称“朕本农家,乐生于有元之世”,“元世祖肇基朔漠,入统中华,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”,甚至“元虽夷狄,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,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。”